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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冀勤
建国初至五八年的这段时间里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力量是最强的，单说与古典文学有关的人，就有冯雪峰、聂绀弩、舒芜、陈迩冬、麦朝枢、张友鸾、王利器、孟超、黄肃秋等早在建国前已有名望的高级编辑，还有一位从业新手文怀沙。
但是，1955年之后，这批人里有的成了“胡风分子”，1957年之后，又有的成了“右派分子”，文怀沙也早在1953年后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剧本编辑了。如今还能把他们联想会聚在一起的只有聂老的诗作了。
在侯景天先生作句解、详注、集评，于2000年3月在济南出版的第五稿本中，聂老对他的这些同事多有诗歌唱和，由此可以看到各位的学养和品性，同时也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。
其中关于文怀沙的有三首诗作，其一乃《赠答草》中的《步酬怀沙以诗勖戒诗》。这首诗是答谢文怀沙劝他少作诗，以免招灾惹祸的，在这里就不必引出了。侯氏注释这首诗，关于文怀沙的条目是这样写的：“1911年生，祖籍湖南衡阳。号燕堂，另署王耳。楚辞学家。建国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，北京师大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。著作有《屈原集注》《屈原九歌·九章·离骚·招魂今译》等。” 这条注释是文怀沙自己定稿的。直到1987年12月2日，他还给侯景天信，说到这首诗的注释，可见他是很看重对自己的这番吹牛皮的介绍，也很看重聂老写的对他答谢的这首诗。
其二乃《拾遗草》中的《吊怀沙新婚》，是调笑他年过五十娶了一位日本籍（原乃山东昌邑人）、年仅20余的钢琴家徐迎春，是聂老与他开玩笑取笑他的。
其三乃《拾遗草》中最后附的断句，是关于文怀沙犯罪去劳动改造的。
写到这里，我不能不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末，出狱数年，已是长胡须老人的文怀沙终于耐不住寂寞，开始骚动了。当时我因为忙别的事，无暇关注这种无聊的人，只是在一篇短文中暗指过他，由“文痞变成文老了” （见《精神产品也应打假》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1999年3月31日《时代文学·今日观察》）。
上世纪末、本世纪初，与文怀沙共过事的名人和亲人，差不多都过世了，他又耐不住寂寞，开始骚动了，在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上，以长胡须老人的形象再次频繁亮相，名声越来越大。传记文学作家李辉先生在《北京晚报》上非常负责任地就他的生年问题、入狱吃过近20年牢饭的问题，以及他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多大贡献的问题，做了认真地思考披露，都是符合事实的。但文怀沙父子竟联手出来回应李辉，只敢对年龄问题提出质疑。文斯说：“家父究竟何时出生，作为儿子，我当然知道。”这话说得太可笑，如果他是文怀沙的父亲，说“当然知道”是可信的。但他是1949年才出生，连母爱都没享满一个月的人，怎么能知道父亲的出生时日呢？还不是听父亲自己说的？
还是从文怀沙自己认定的上述简历来说吧。
（一） 生年问题
在谈这个问题之前，我必须自我介绍一下：我是文斯生母青林的挚友。1956年我们在文学所时相识，1958年8月至1959年10月初，我们因去河北丰润县刘各庄和昌黎县菜香公社后两山大队劳动，且同住一个炕上。其间有三个多月还受陈翔鹤、夏森同志委派到各村去采访抗日期间的革命回忆录，虽采访路线不同，但能经常碰头交换工作经验。回京后于工作之余也常来往，因同住在东四头条一个院子当中，常相约一同去看话剧或电影，或去拜访共同的朋友聊天。特别是在她退休以后，几乎三天两头到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我所在的办公室来看我。她是很诚实的朋友，几十年的交往，她几乎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幸与不幸和盘对我倾诉过。我很同情她，也很欣赏她，更为她的才华未能如愿充分展现而深感遗憾。
她的一生最大的不幸是遇到文怀沙，最大的幸运是嫁给卞之琳先生，并有了贴心的女儿妮妮。
青林曾对我说，她于上海同济大学化学系毕业时，与同学顾某结了婚，并生一子名乐生。那时。她很想写作，曾到上海戏剧学院听过课。在那里遇到文怀沙，他说他就是老师，可以教她写作。这正是1947年至1948年的时候。青林的丈夫顾先生想研究橡胶事业，便带他和乐生去了台湾。但不知文怀沙施展了什么诡计，竟教青林抱着乐生返回内地，去了顾的老家，把乐生交给公婆，只身跟文怀沙到了北京，住在一起了。我从未听她说过，他们“因参加反饥饿、反内战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” （文斯语）的事。
他们到了北京后，文怀沙先去寻找母亲的一些熟人，通过他们的帮助，很快找到工作，文去了文学出版社当编辑，青林去了《工人日报》，还是与工人有关的出版社当编辑，我现在记不清了。
聂绀弩曾写过一首赠送文怀沙母亲淦智老人的诗：“百岁只差三岁了，不曾富贵却寿考。我将争取活八旬，为母期颐来拜倒。从来时势造英雄，咸酸休与世人同。人间正道沧桑里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 （见《拾遗草》）这位老人早期追随旧民主主义革命，后期同情共产党，憧憬社会主义。在白色恐怖下，曾掩护过地下党人，受到人们尊敬。夏衍、聂绀弩老都称她为“妈妈。”文怀沙有这样一位好母亲，其所作所为却辜负了她。由于自己作孽，还得烦劳这位老人家从南方奔来，为他抚养不满月即失去母亲的孩子。
青林对我说，她与文怀沙在一起的时间总共不到两年。她是在1949年生下一个男孩儿（就是文斯）的月子里，与文怀沙分手的。因为在月子里，她发现他和他们共同相识的人发生关系，青林非常气愤，对他说：“你比我年长那么多，是师辈了，还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下流事！” 文怀沙跪在床前请她原谅，说：“我说比你大那么多是假的，实是只比你大一岁，实在忍不住才犯错。”青林说：“原来你从一开始就是骗我的，为什么说比我大11岁，可做我老师，为什么？”文说：“还不是为了多编造点历史嘛！”青林没有原谅他，丢下孩子就走了。她对我说：“每想到这些事，我都悔恨极了。”
青林曾对我说，比我年长一轮，那就是1922年生人。那么文怀沙的生年应是1921年，正与李辉做的调查完全一致：李辉查过文学出版社的花名册，他的生年是“1922年”，查过中国国家话剧院（乃青年艺术剧院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）的档案记录是：1921年1月15日，还查过他1962年春节前被捕，1963年判刑入狱劳改的登记是43岁，上推出生时间也是1921年。文怀沙一生中有编制的单位只有三个：出版社、剧院、监狱。出狱后在剧院办了离休。他也从来没有在北师大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央美术学院做过什么教授。解放前的经历他从未交代过。
（二） 入狱问题
青林对我说过，文怀沙挺聪明，不知什么时候向谁请教，自学过中医。1960年前后的一段时间，他为杨季康（绛）先生医治宫颈癌，吃他开的汤药，竟排掉了癌细胞，好了。所以他在劳改近20年中，杨先生每月给文怀沙的母亲付生活费，直到他出狱为止，他们之间的交情也断绝了。
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，不知他通过什么关系，竟到高级党校附近西苑的一家中医医院，偶尔去出诊，据说就是在那里，他给一些高干妻女诊病时，先客气的请人家喝一杯白开水，谁知他在杯中先放了春药，因此他做了糟蹋人的犯法的事而被捕。
我记得当年《文学评论》在一次小型会上，编辑部主任张白山同志说过这事，说文怀沙不仅有多次奸污罪行，还经常在东四路口西南角的一家饭店（爆肚满？）吃饭，对相识、不相识的人大声吹牛皮说某事是总理交办的，又是某事是总理交办的。好像他为此忙得不得了。
胡风夫人梅志在《胡风沉冤录·引子》也有这样的记载：1962年春节前夕，在北京隆福寺碰到文怀沙，文对她说：“我现在双桥农场”，“不是政治问题，说我是庸医伤人和无照行医”，“在那儿他们仍旧让我给劳改犯看病。”他自己的这个说法太避重就轻、轻描淡写、改换性质了。
他先在双桥农场劳改，经过内查外调，对他正式判刑后，才送到山西的监狱。在那里他一面劳改，一面做狱医，遇到过同时坐监的胡风、聂绀弩，对他们也是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只是无照行医，还引得聂老为他抱不平。
（三）学术上有何贡献的问题
上世纪伊始，我国的出版界就有在业务上培养编辑的做法。领导可以给任务，个人可以报选题，做一种书，是实实在在的对编辑业务做训练。比如商务印书馆初创时，一位叫徐珂（字仲可）的编辑，从清时的一些野史笔记和民国初期新闻报刊中的事实，分门别类记录下来，编成一部十三巨册的大书《清稗类钞》。建国后，像商务、中华、文学出版社等，延续了这个好传统，对每个编辑从业者，有的先从校对书刊练习做起，有的可报一个选题，或是从收集资料做起，或是从标点、校刊练习做起，又或是进而学做注释，都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法。文怀沙当年搞的《屈原集注》《屈原九歌·九章·离骚·招魂今译》两本小书，就属于培养编辑的这种性质。书出版以后，他以出版社编辑的身分，遍访有名的专家学者，借了解他们学术研究的进展情况，顺便把自己的这两本小书送出。我听钱钟书先生说过，他就是这样得到赠书，结识了文怀沙的。阿英也是这样得到赠书、结识他的（见《阿英日记手稿》）。
但根据他在出版社工作几年的表现，领导上（包括聂绀弩）觉得他太活跃，不适宜于坐冷板凳的古典文学编辑工作，才于1953年前后调他到青年艺术剧院去做剧本编辑了。在这期间，记不清是在50年代末，还是60年代初，文学界曾在政协礼堂召开过纪念屈原的大会，会上由文怀沙在幕后朗诵了屈原的《天问》，声音洪亮。
在他入狱前，他只出版过上述两本小书，做过幕后朗诵的这一件事，好像够不上他自封的“楚辞学家”的称谓，充其量起到了推广普及的作用。
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者，也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文人，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有些文化素养的活动家而已。
两年前有朋友给我电话说：“文怀沙在网上又火起来了，竟有人为他多次奸污妇女坐牢的事鸣不平，嚷着必须给他平反。你知道那么多关于他的事，为什么不发声？就算为青林，也该澄清事实啊！20世纪的事应由20世纪的知情者来了断，总不能推给后来人吧！”我想这话也有道理。
文怀沙的活动能力确实很强，不能不服。周振甫先生做了一辈子编辑，老实巴交，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在家写书，著作等身，从不与外界打交道。文怀沙于80年代初出狱后，竟然找到周家去先做自我介绍，便请求周先生帮忙把一包名贵中药带给钱钟书先生。他放下就走，周先生立马给我电话说此事。我说钱先生早已与他绝交，千万别管此事，照他留的电话通知他取走，要坚决。
还有2004年，身在天津的叶嘉莹先生适逢80岁诞辰，他也以80多岁高龄从北京跑去为她祝寿，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认识叶先生的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在成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，我与叶先生相识。晚上她住在宾馆，午间休息她在杜甫草堂我住的房间里，几天下来，我们一直没有休息过，聊天不止。她非常坦诚真率地对我说，去国30多年回来，竟然熟人没有几个了。她说在北京除了王学泰与我两个新朋友以外，就是老同学郭豫衡和在台湾相识的黄肃秋，所以希望我与她保持联系，否则她会很寂寞的。最初的几年，每当她住在她家的老宅西城察院胡同时，我常抽空去看她，还有她的弟弟和弟媳。她常与我谈起她结识的新朋友，问我认不认识，却从来没有说起过文怀沙。后来她定居在南开，我们只偶尔通一次电话，很少联系了。
文怀沙喜欢巴结名人是出了名的，他与卞之琳相识是48年到北京以后的事，从未同时追求过青林。青林离开文后，卞先生知道了她受欺侮，才开始单独来往的。所以文斯不能为了抬高父亲而贬损伤卞先生。
总结上文，关于文怀沙的年龄问题，我相信他自己跪在青林床前说的大实话。这年龄最早是他自己更正的，青林离开他以后，他又反悔了。颠三倒四地改来改去的，首先是他自己。为什么要在这里重复说一下这个问题呢？是因为曾有吹捧过文怀沙的人撰文说：“篡改文怀沙先生的年龄，就是篡改中国数十年来的文学史。即使文怀沙先生本人不计较，读者也是决不允许的！”
我不是研究20世纪文学史的，我不懂这话的分量有多重，只能期盼文学史研究专家们关注了。（本文根据作者手稿原文照录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，原标题《话说文怀沙其人一一读《聂绀弩旧体诗全编》想到的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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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：
冀勤，原名冀旭天，笔名季晴、季静，女，山东青州人。九三学社成员，195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。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《文学研究》、《文学评论》期刊古典文学编辑，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编辑，副编审。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其古籍整理作品《事类赋注》获第三届古籍整理三等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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