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丨汪兆骞
1918年春，新文化运动有了一抹春色，陈独秀进入北京大学，携风靡一时的《新青年》北上，《新青年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高地。
1918年4月，周树人创作了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署名鲁迅，载当年5月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上。周树人以此为开端，横空出世，开始了鲁迅时代，标示了中国新文学的诞生。从此，鲁迅全力投入改造国民性与反对旧势力的斗争之中，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伟大旗手。
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发表之后，引起轰动，文坛一片喝彩之声。
这篇小说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作品同名。果戈理笔下的狂人，是被专制农奴制社会压榨的自卑懦弱的小职员。鲁迅笔下的“狂人”，是出生在士大夫家庭，长期受礼教压迫，对社会产生恐惧的一介书生。狂人的每句话都是疯话，却含有许多严酷的真理和深刻的哲理。鲁迅借此控诉了封建社会“吃人”的本质。评论界认为《狂人日记》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使我们的民族面貌、气象为之一新。
笔者总觉得，《狂人日记》的主人公正是鲁迅自己。当时他寓居山会邑馆，如同困在牢笼之中，他自己正是想冲破黑暗却报国无门的一介书生。
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（《呐喊·狂人日记》）
请看小说，“狂人”安排的“早愈”并“赴某地候补”的情节中，就有鲁迅本人欲走出“S会馆”，为新时代呐喊的复杂心态。“黑暗”让他“痛苦”，但又不确信“希望”的存在。他所以要出征，系听到“将令”，就要冲出牢笼，“与黑暗搞乱”，“闹他一下”。
鲁迅将自身矛盾而沉痛的思索都写进了《狂人日记》之中，我们可以从中读到鲁迅复杂的世界观，以及他独特的性情和人格。有了这一层，“狂人”或孤独的鲁迅，为中国文学留下了丰富的精神与文化财富。
当然，与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等人提倡的五四新文化思想和精神相比，《狂人日记》所表现的并没有超越。
《狂人日记》发表后，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六号上发表了胡适的《易卜生主义》一文，详细地介绍了北欧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思想及其现实主义代表作品，在中国思想界和戏剧界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冲击波。
胡适抽译出易卜生的三句名言：一、你要想有益于社会，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；二、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，不使他自由发展；三、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。
胡适认为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发生的，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，一面教我们学《玩偶之家》主角娜拉，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，另一面教我们学习《国民公敌》主人公斯铎曼医生，要特立独行，敢说老实话，敢向恶势力作战。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爱面包、爱真理胜过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，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定基础。
在人道主义旗帜下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旨在批判，胡适的《易卜生主义》重在建设。看得出来，胡适的《易卜生主义》是对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的肯定和补充。《狂人日记》和《易卜生主义》互相支持之后一个月，鲁迅与胡适又在两性道德的问题上再度相互支持。
周作人在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四号上发表译作《贞操论》，在《译者前言》中高度赞扬作者与谢野晶子“是现今第一流女批评家”，文章中“纯是健全的思想”，是正需要的“治病的药”，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不小的震动。
胡适最先响应，在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一号上发表《贞操问题》一文，敏锐地抓住北洋军阀政府刚刚公布《中华民国褒扬条例》这一契机，不失时机地提出：“贞操问题之中，第一无道理的，便是这个替未婚夫守节和殉烈的风俗。”
鲁迅立刻呼应胡适，在《新青年》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《我之节烈观》，明确提出“自他两利”的新的道德准则，呼吁“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。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”，“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”。
鲁迅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初，默契地联合作战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为了适应革命需要，《新青年》改组为同人刊物，成立了编委会，由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沈尹默、高一涵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。鲁迅逐渐成为《新青年》杂志一员健将。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会也邀请周氏兄弟参加。
鲁迅与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的编辑会上相识：
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，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《新青年》的集会上，这样就算认识了。（《〈守常全集〉题记》）
钱玄同与鲁迅最为熟悉，为了约稿也多次造访周氏兄弟。沈尹默曾回忆说辛亥革命后住在杭州的时候就认识鲁迅，但鲁迅日记第一次记录沈尹默是1913年3月1日，此后二人逐渐相熟。二人皆善酒，常在一起小酌。
陈独秀对鲁迅格外敬重。后来，《新青年》随陈独秀南下上海，陈独秀频繁与周作人通信，向鲁迅约稿。1920年3月11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：“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《新青年》创作小说，请先生告诉他。”8月22日，陈独秀致信周作人，告知鲁迅小说《风波》将在《新青年》第八卷第一号登出，说“鲁迅兄做的小说，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”。
9月28日陈独秀又致信周作人：
“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，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？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，现在我一个人独占了，不好不好，我希望你和豫才、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。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，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，可就《新潮》《新青年》剪下处自加订正，寄来付印。”
后来，鲁迅采纳陈独秀的建议，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十四篇短篇小说编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——《呐喊》，于1923年8月出版。
1933年3月5日，鲁迅在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一文中说：
但是《新青年》的编辑者，却一回一回的来催，催几回，我就做一篇，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，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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